还原本相

长篇历史小说在九十年代的兴盛发展及其可观成果，使得这类在时间感和空间感上似乎与当代读者的阅读经验存在相当距离的叙事文学，竟如茂林繁卉，蔚成气象。此种状态除了表明它确实具备特有的欣赏价值和艺术魅力之外，也表明这类受史料、史实限制较大的叙事文体却能为充分展示作家的个性和艺术创造能力提供用武之机。学养和秉斌不同的作家，各以其对于尘封旧史的识见与领悟，从远古以来浩荡奔行的历史长河中讨波掬流，营制蕴味各异的历史叙事的新酿。历史小说的此种多样性创造可能和有限制的创造意趣，便不时吸引着其他领域的作家越界前来一试身手。

军旅作家王苏红、王玉彬的《风云汉武》，是这对擅长报告文学创作的夫妇在历史小说领域的初次尝试，却已带有自己明显的个性特征。他们避开了一段时间内有些过热的明、清两代历史的选材范围，将目光投向纪元前一世纪西汉武帝年代，扫视中国历史上那一段强兵富国，扩疆斥土，才俊迭出，国运鼎盛的时代风云，塑造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的艺术形象。

历史上的汉武帝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他十七岁登基便广揽人才，励精图治，一改文、景之治的旧范，而兴利除弊，聚财强兵，北击匈奴，南平闽越，打通西域，交结万邦，使汉朝的疆土扩大了一倍，成为当时雄踞世界东方的强大帝国。《风云汉武》不泥于旧史识，依据史料史实所提供的东西，别出机杼地创造出一个雄才大略、锐意变革，有性格锋芒且特具个体生命质感的汉武帝刘彻的艺术形象。

小说对汉武帝的刻画所选择的切入点，乃是他一生中功业辉煌的部分，由这种角度进入历史便展开了对汉武帝的叛逆性格与革故鼎新的强国抱负的广泛描写。小说前三章以汉武帝登基之初在“更化”祖规政风，广揽天下俊才，废弃对匈奴的和亲政策等方面，与祖母窦太后及守旧大臣的尖锐冲突，初步展露了这个年青皇帝桀骜不驯、志存高远的性格与襟怀。汉武帝之所以十分激赏董仲舒的“更化”之说，正缘于他对因循守成、无为苟且的朝政不满，而急于大刀阔斧地举除积弊。他力主改变选官任贤的旧制，代之以立太学，举孝廉，起明堂的举措，则是要不拘一格地聚拢强国之才。他震怒于匈奴使者逼迫和亲的强横要挟，断然否决和亲之策，更表明他对几代以来用和亲求平安的长久屈辱已忍无可忍。然而，幕后主宰朝政的窦太后却不能容许这个有悖祖宗法度的“逆子”弃旧图新的施政举措。窦太后的强力干预，使汉武帝的种种“更化”之举难以实行。汉武帝迫于形势暂取韬讳之策，待窦太后一死，他便依靠聚集于左右的东方朔、桑弘羊、公孙弘、主父偃等一批贤臣良才全面推行“更化”新政，使汉王朝的国力迅速强盛。小说用大半篇幅描写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历史过程，从马邑伏兵之序曲，到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之战，收复了长期被侵占的边地，将军力强盛、为患多年的匈奴打得一蹶不振，不得不缩回漠北，为汉王朝赢得长期的安定局面。透过这场战事，小说既写出汉武帝识才爱才的用人之量，将马奴卫、虎崽霍去病擢拔为统军之将，依靠这两员大将的军事才干取得对匈奴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也展示了汉武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眼光和过人韬略。尤其对汉武帝不顾一些列侯朝臣的怨怒与劝阻，执意坚持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之隐衷作了深入揭示。这个被讥刺为“穷兵赎武”的皇帝坚持对匈奴的长年用兵，不仅是要洗雪汉王朝备受匈奴侵扰、被迫以和亲换平安的七十年的耻辱，更是要将大汉东西南北的边患世敌全部结束在自己手掌之上而决不留给子孙。这就使汉武帝作为一个人君的血性与惠顾子孙万民的卓识远虑得到较为充实的艺术刻画。

小说中对于反击匈奴的战事描写可谓重彩浓墨，有铁骑奔驰、烟尘蔽天的壮观进军，有刀剑冲撞、血肉横飞的惨烈搏杀，或状写力与勇的角逐，或描摹智与谋的较量，时见长城落日、大漠喋血的森然气象，时闻旌旗猎猎、鼓角齐鸣的赫赫声威，这类惊心动魄的战事描绘，显示出这两位军旅作家长于状写战争生活场景的优势，也是小说中较为精采的部分。